弘扬曲艺之美 传承国粹经典

也就是说，解释方法使解释者能够在逻辑有效的形式中重构其所持的观点，如果观点能够被重构就是合逻辑的、正当的⑩。

《刑事诉讼法》仅要求刑事拘留措施通知家属，而《监察法实施条例》要求留置措施不仅应当通知家属，还要通知被留置人所在单位。《刑事诉讼法》以及《新刑诉法解释》等相关规范性文件明确、详细和系统地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表示, 监察委员会要主动对接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方向，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发〔2010〕20号，以下简称《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要求，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进一步规范监察人员调查职务犯罪的取证行为，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确保调查所取得的证据符合刑事诉讼证据标准。我们认为，强调口供补强规则并非要求对所有口供都必须进行补强。由此可见，在证明标准上，职务犯罪案件要高于职务违法案件。根据《监察法实施条例》第66条第2款的规定，认定调查人员非法取证的，应当依法处理，另行指派调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对整体证据证明力进行审查判断时，要利用不同证据之间的同一性来证明事实，特别强调不同证据之间的客观印证，即注重证据的外部性，将获得印证性直接支持证据视为证明的关键。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补查补证后的证据情况依法作出是否构成犯罪的裁判。根据《监察法实施条例》第65条第3款的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例如，在李家明诉都匀市人民政府确认其他行政强制行为违法案中，法官为了论证行政机关违反比例原则，先聚焦法条，然后认为本案中，都匀市政府未与原告签订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在实施征收拆迁时，扩大施工范围，对不具备拆除条件的原告房屋进行断水断电等行为，影响原告的正常生产生活，对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不必要的侵害，违反‘比例原则，客观上构成前述行政法规所禁止的情形，因案涉行为已经实施完毕，不具有可撤销内容，应依法确认违法。

②经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陈新民引介，学界一般认为比例原则包含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这三项子原则。不同的法律职业群体之间没有形成一套共享的关于比例原则的法教义学知识。(68) 四、形成比例原则的中国法学通说 学者与法官除了在知识场域中进行话语竞争之外，是否还有合作的可能？本文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其形成过程是，法学界和司法界人士针对现行法框架中某一具体司法适用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最终形成多数法律人所赞同的法律意见。

每一个行动者都扮演着特定角色，所有的信息都会在行动者们之间进行转化。(35) 法官不仅突破了传统学说的主张，用比例原则限制公权力，而且会限制事实性社会权力。

若要改变知识话语竞争的现状，就得寻求形成关于比例原则的中国法学通说这一共同目标。(43)曼海姆认为，只有考虑视野中事物的价值，方能理解相应内容。例如，张翔根据比例原则审查顺序对机动车限行措施进行了分析。(89)参见蒋红珍：《比例原则适用的范式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第106-127页。

位阶思维或权力限制思维并非法官适用比例原则的逻辑起点。法教义学对比例原则的具体操作要求并非法官的关注重点。接受理论(接受美学)正是基于读者主导的范式成为了重要的理论。通过协商，行动者们各自调动不同资源进行知识传播。

刘权：《权利滥用、权利边界与比例原则——从〈民法典〉第132条切入》，《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年第3期，第39-54页。(37)这表明，法官围绕着比例原则进行的实践与法学界的初衷大相径庭。

(40)参见朱立元：《接受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4页。最后，法官的调查重点在于判断基本权利受到的影响是否正当。

一类观点坚持纯粹的德国传统学说，主张严格按照法教义学的位阶顺序适用比例原则。(42)视野常见于德国哲学作品中，卡尔·曼海姆等人也曾使用这一语词。(11)除法教义学者外，也有学者基于对基本权利性质的考察，认为由于基本权利同时拥有积极与消极两个功能面向，故比例原则只有在基本权利存在矛盾的时候或者在迫切的情况下才可以被适用。以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为视角观察，重新审视法官、学者与比例原则的角色，我们就能发现，比例原则本身就起到了勾连学者与法官的作用。这是因为，在法学知识场域中，法官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他们运用法律权威的特定资本在整个分配结构中处于最佳位置。梁上上：《利益的层次结构与利益衡量的展开——兼评加藤一郎的利益衡量论》，《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第52-65页。

参见[德]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周纪荣、周琪校，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89页。然后，本文将比较法官与学者关于比例原则的认知差异，并解释差异背后的原因。

(50)因此，中国法官本质上仍然是根据特定案由和具体法律来适用比例原则的。利益衡量学说起源于德国利益法学派，后被引入日本。

法官会认为，如果通过适用学说得出的结论具有新颖性，那也仅应当在判决文书上直接作出新结论，而不应在论证中过多地呈现学说的具体内容。沃尔夫冈·伊瑟尔则强调接受者的参与能填补空隙。

进而，比例原则作为行动者，不断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影响着人们运用其进行推理判断。此外，比例原则也只是中国众多司法裁判说理工具中的一种。一方面，我们需要将其他行动者纳入此网络中。简言之，接受理论(接受美学)将关注焦点转向了接受者。

(41)姚斯在研究中接续了库恩的思想，在文学研究中实现了从创作者中心转向读者中心的范式变化。(34)甚至在其他审判领域中，法官会认为比例原则还可以用于处理一方主体对其他主体具备实质上的支配力的情形。

关 键 词：比例原则  接受理论  话语竞争  行动者网络  法学通说 比例原则被引入中国以来，学者积极提倡开展相关研究，法官对比例原则也有很多实践应用。比例原则仍然能体现法学知识共同体的意义——在更大范围内，法官和学者仍然是共同的局内人。

因此，法官的知识生产机制不会向学说教义的方向发展，而会沿着自身的裁判轨迹进行知识实践。(77)西方学科知识的翻译与引入，与政治实践存在交织互动的关系。

接受理论不是封闭的范式，而是吸纳了诸如符号学、语用学等诸多学科的成果。其次，对于法官而言，他们的任务是依据现行法律，对比例原则进行重新应用。(41)在库恩看来，如果某种科学被共同体公认为是接下来发展的前提，而且之后的实践者也都默示了该研究领域的问题与方法，那么符合这两个特征的成就便可被称为范式。范进学：《论宪法比例原则》，《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5期，第106-119页。

知识生产的重要载体是教科书。(86)然而，当作为外来学科知识的经济分析进入这一场域时，法官想要凭借自身结构位置去对抗经济学家的质疑，显然不如回应法学学者那么容易。

蒋红珍：《比例原则适用的范式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第106页。(5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第34条指出：推动裁判文书说理改革。

当然，除了运用上述转译策略实现行动者网络的连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巩固知识传播同盟。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本文认为，必须破除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身份对抗，建构行动者网络。